抗战烽火中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还有中学生等等，在交通工具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很多也都是步行在迁移之路上。
但组织工作做得最好，后勤与安全保障没出一点差错的，就是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个湘黔滇旅行团。
行前，校常委与教授委员会仔细制定了路线、安全、卫生、食宿等等非常详细的方案，不仅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多方照顾和帮助，还通过国民政府提前发通知给了黔、滇两省沿途的县、市政府，最大程度地保证了沿途的安全和便利。
闻黎明先生在《黄师岳其人》一文中，“推测张治中是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身份而不是以湖南省政府主席身份领导黄师岳”。
关于这一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这样记录： 为了保证（湘黔滇旅行团）步行途中的安全，有组织地实行军事管理，经学校向国民政府要求，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指挥一切。
这个记录很好的对应了闻黎明先生的推测，只不过，其结论刚好不对。
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时并没有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正是以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来协助统筹长沙临时大学的西迁工作，其间就包括了对黄将军的使用。
1988年，闻黎明先生在清华档案馆里查到了黄将军在旅行团结束之后与联大的一封信，对黄将军高洁的人品深表赞叹。
在众多的学生日记中，学生们也对他表示出了由衷的喜爱与钦佩。
他成了临大师生们跨越三个省份、历经68天、行程3500里的这一趟惊世之旅的守护神。
1938年2月14日，旅行团开始编队，黄将军也受命来到长沙，与同学们第一次见面，发表了步行动员的演讲。
他说：“ 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欧战时各国......现在日本.....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出使西域为第一次，唐三藏西天取经为第二次，三宝太监下西洋为第三次，你们就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见<董奋日记》）
几乎每一本日记都写到了这个演讲内容，黄师岳将他们的这次步行提升为历史上第四次文化迁移，他们在很受鼓舞的同时又觉得有点过誉的惭愧。
我之所以采用了董奋的这个版本，是因为他在记录中用的是双引号，语气也有体现，可能是将这个讲演还原得最接近真实的。
而且董奋是那种心里带点反骨，日记中经常质问、疑问，但行动上却很听话的学生。比如在反对迁移的请愿书上签字，但却又听从学校的安排去注册云南学籍、体检、拿到准许步行的甲种许可。见
他评价黄将军说的第四次文化大迁移，“这种调子不知道是赞美我们，还是嘲笑我们”。
但毫无疑问，黄将军的这一番话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他显然不是一般意义的军人，其文化修养很深，而且讲话的感染力也很强。
黄团长最后一次点名
黄师岳，字矗霄，安徽桐城人。
这个地名一看就不简单，在中国文学史上，以城市命名一个文学流派的，“桐城派”无疑是影响最大的那一个。由此看来，黄师岳能够发表人文素养如此之深的演讲也就不奇怪了。
黄师岳是一个受过正规高等军事教育的军人。
1920年4月进入东北讲武堂第二期步科学习，1921年5月毕业，在东北军中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28年2月起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步兵团附、团长等职。
1929年任东北军第24旅旅长。1931年5月，东北军整编后任陆军第17旅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回到关内。1933年3月，任第67军（军长王以哲）第117师师长。
1933年11月进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二期学习，1936年12月毕业。
这个正则班可不简单，是面向初中级现役军官招考，培养高级参谋和指挥人才的，其毕业生在军中享有“天子门生”之称。
1936 年1月授陆军中将衔。
以他在东北军的资历，张学良是讲武堂一期，他是二期。以他在国军中的资历，他授中将时，杜聿明将军才授少将。所以他这个资历算很老的了。
黄将军是我在接触长沙临时大学这段历史时最先关注的第一位先贤。
我的计划是，对一些大众已经不太熟悉的、但与临大密切相关的杰出人物，在他们诞辰之时写一点纪念文章，让更多人了解他们，记住他们，同时奉上我们后辈的敬意与怀念。
所以我一直想找到黄将军具体的生辰年月日，为此我甚至还混进了一个安庆的历史微信群，但多方寻找未果，网络上关于他的史料信息非常非常少。
直到今年夏天，我专程去往保定，在保定军校纪念馆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他的一条信息。
还意外发现了他还有位堂弟叫黄师华，与他的学习经历高度重合，只是前后脚的时间不同。
但这里的信息只有他的出生年份1889年，而百度上他的出生年份为1890年。
不知道该如何取信，我就按保定的信息线索继续查询，终于又找到了另外两条关键信息。
在东北讲武堂步科二期的入学记录中，写着：“别号矗霄，年二十六岁，安徽桐城人”。
按他入东北陆军讲武堂1920年4月的时间算，那出生年份应该是1894年。
这样一算，他的出生年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有1889，1890，1894三个时间了。
继续按照各种思路查找下去，终于还是让我又发现了一条最为关键的信息，就是他在1936年1月25日被升为陆军中将的名册。
在这里，我发现不仅有籍贯，还有具体的出生年月日，着实令我十分惊喜。
不过，这个出生年月日的写法很奇怪：“前一八、八、二十四”，它前面省略的应该是“民国”两个字。
以前只习惯了对民国的年份做加法，而这个“前”却是要做减法，加是加1911，减却要从1912年开始减。不要问为什么，自己去做加减法哈。
前18年，就是1912-18=1894，这样我就得出了黄将军的出生年份是1894年。
这个数字就刚好就与上面三个年份中的一个对上了，属于有两个独立证据，我就据此确认了1894年8月24日。于是将写文章的工作都对标8月24日来进行。
写着写着突然就有了疑点，如果连出生年份都写成“前十八年”的话，那他的生日会用农历还是公历呢？
问了AI，它也没个准，只说十有八九是农历。但我已经折腾这么久，就暂时还是按照1894年8月24日来算吧。
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是黄师岳将军诞辰132周年纪念，在此送上后辈们的致敬。
当学生们从益阳上岸真正开始步行的时候，与黄将军相处得并不愉快。
因为校方要求对学生“军事管理”，黄团长便要求同学们像真正的部队行军一样，列队整齐地行走。详见
但没经过训练的学生们走着走着就散开了。
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路边的景色太漂亮了，看着看着就踩到了前面人的脚，后面的又踩到自己的脚，乱了套。
再加上每个人脑袋瓜里想的东西很多，有生物组的要考察沿途的特色植物，地质组的要拿着锤子找化石，还有沿途收集民歌、考察民风民俗的。
经同学们强烈抗议，没过两天黄团长便不再要求列队行走了。
散开走对管队伍的人来说就要辛苦很多很多。
前面有路线要观察，后面有队伍要收容，当天的住宿地和中间休息地的选择等等，黄团长一会在前一会在后，远不止是步行那么简单。
当时黄师岳已年届44岁，只比袁复礼小1岁，两人是全团中年纪最长的人。其他4位教授中，李继侗41岁，黄子坚刚刚40，曾昭抡39，闻一多对学生号称“我们已经是40岁的人了”，其实他当时还只有38岁，教授团中最小。
这个年纪在我们今天看来都还正当壮年，但当时的情况都是可以当爷爷的人了，而且都已经超过了当时的人均寿命。
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授们参加步行团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而黄将军背负着护送中华文脉的火种与希望更是责任重大，无惧艰辛。
学校考虑到黄团长收容队伍的不易，很贴心地为他配了一辆自行车。但高小文说，“他自己却极少使用，总是把它让给脚上起泡或身体不适的同学轮流使用”。
黄团长在散开队伍自由走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他多年带兵的经验。
他笑眯眯地一会儿和这些同学走，一会儿和那些同学走，很快就和每一位同学都熟了，每个人的名字、年龄、籍贯、读什么系、几年级、家里几口人等等全都能记得。
同学们感受到他的和蔼可亲之外，也十分惊讶于他的记性怎么那么好。有一天，高小文就忍不住问了他这个问题。
黄团长说：“ 这是带兵多年磨炼出来的。要带好一支队伍，首先要了解每一位士兵，和他们同甘共苦，打仗的时候才能指挥自如，兄弟们才肯和你生死与共。几十年我的记性就是这样磨炼出来的。”
而且，作为一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其军事敏锐力非同一般。
在步行的路途上，黄团长经常拿着地图站在山坡上环顾四周。高小文问他在干什么，他说：
“ 你看，我们的军用地图多糟糕！有的地方标高不准，有的地方甚至连公路与河流的走向也画偏了。你看对面这个村庄应该不少于5，60户，是个大村，但地图上就没有。如果拿这样的地图和日本人开战，不吃亏才怪。我要把这条线路画错的地方全改过来，带回重庆去交给军委会。”
在高小文的这一段描述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位有着丰富带兵经验的将军，时时在为打败侵略者保卫他的国家做好一切准备。
想来湘黔滇这条路线上的军事地图，黄将军的功劳可不小。
临大（南开）机械系一年级学生李象森，是一大队二中队四分队的队长，与高小文在同一个队。
看了他的文章才发现，原来黄团长在旅途中还遭遇过一次很危险的受伤。
那是在贵州到龙里的途中，一路上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地无三尺平嘛。路上还有很多的马帮在跑运输，挑担子的人也多，路上显得有点拥挤。
那天黄团长急着赶到前面队伍去，就骑上了自行车。在一个下坡之后，正好遇到从前面上坡处冲下来的马群，一下就把猝不及防的黄团长给撞倒了。
同学们见状大惊纷纷围了上来，黄团长却轻松地说自己没事，让同学们继续赶路。但接下来的几天就没看到黄团长走路了。
同学们担心黄团长的伤情，晚上还去营地看望他。没想到两三天之后，那个熟悉的黄团长又惊喜地出现在了步行的队伍里，依然是笑眯眯的样子。
这是赵元任大师照糊了的一张照片，但还是非常珍贵。图为花篮边站立的黄将军，来自《好玩儿的大师》。
同学们看到他恢复如常十分高兴，还嘻嘻哈哈地跟他开玩笑说，好得这么快要请客啊。
没想到，到达昆明之后，黄团长他居然真的请了全团同学的客，在光华街的海棠春酒家。
因为人太多分两次请的，第一天是理工的同学，第二天是文法的同学。
杨式德的日记简直是个宝藏，他还记下了酒席的价格。“菜很丰富，酒则更佳，一元二角一斤，味甜而香，问每桌菜钱九元，这个费用是不小的。”
关于喝的什么酒，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记录。余道南说“黄团长酒兴甚豪，所饮为贵州产茅台名酒，同学多有醉倒者。”
而董奋说，“菜是相当的好，每桌十人，九元的菜，酒在外。杨林的最好的肥酒，绿澄澄的，带着强烈的香蕉味，每斤一元二的。”
上述两拨人所记录的酒出现了差异，一说是茅台，一说是肥酒，大概是因为理工与文法专业的不同。
杨式德与董奋都是理工科，是头一拨被请客的，所以记录也大致相同。有同学说看到黄团长在经过杨林时买了几坛酒放车上了。
而余是经济系属于文法类，是第二天请的客，所以酒不一样。
大概是在杨林准备的酒头一天请客就喝完了，第二天请客时酒只能再买，于是就上了茅台。
如此说来黄团长真是破了大费了。他这一趟差事不仅没挣钱，可能还搭上了他这两个月的薪水。
在平彝（现富源）县城，古梅柏县长招待了他们一顿丰盛的晚餐，但事后发现县长因此找每家每户收了一块钱时，师生们又生气又后悔，早知道就不吃了。
但你也不能对那个古县长翻脸，他虽然收到了云南省政府的通知要热情接待，但龙云主席并没有告诉他这笔钱从哪里出，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摊派。
最后，黄团长自己掏出300元给了这位县长，要他还给每家每户。从这件事的处理就可以看出黄师岳以自己的担当，迅速化解了旅行团路过带给民众的不良影响。
继黄团长在昆明宴请全体同学之后，第三天学校又组织了回请黄团长的宴席和游艺活动，席设大观楼。
这个大观楼同学们印象很深，当初反对迁校的时候，它是背了骂名的。临大壁报上就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大观楼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颐和园。
这次来到了大观楼，发现它“滨昆明湖而立。昆明湖周五百里，至此可窥其一角”，很好很漂亮。
答谢宴会由蒋梦麟校长主持。杨式德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关于理想与现实如何相适应的演讲，却没有记黄团长说了什么，大约应该是感谢、告别、祝愿之类的话吧。
但他写了一个细节：“团长作最后一次的训话，游艺茶点便开始了。团长太太、公子均参加。”
这里第一次出现了黄师岳的夫人和儿子，说明他们母子俩也来到了昆明。
游艺活动的气氛相当热烈。朝夕相处68天，共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与旅途欢乐，大家的关系已经非常融洽了。
可能与很多人的固有印象不同的是，无论是旅途还是聚会，闻一多其实是那个最能搞气氛的人。
他将“途中的趣事选了七件，作成七绝”，其中曾昭抡以“曾叔伟白吃五碗酒，又夜唱松花江”独占两绝，还有“倪副官玉体演捉放（凶绝），许骏斋凝视诸葛洞（憨绝）”等不同的绝。
结合董奋的日记来看，团长也被闻教授安排了一绝。他就团长与苗女合照之事吟诗：“苗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山无人知。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团长侧”。
一看团长太太正坐在旁边，马上又补了两句：“回眸一笑百媚生，团长太太无颜色”。全场大笑，大家都开心至极。
湘黔滇旅行团，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但黄将军不知道的是，他还将有一次机会，以黄团长的身份与改了校名的西南联大两位校长互动。
当他于6月1号由陆路回到长沙时，联大派来送礼物的专员也正好赶到长沙。
这里就不得不说，联大的礼数是有多周到。他们并没有在昆明告别的时候送上这些礼物，而是专程派人送到了驻地所在。
再看送来的这些东西：一只金表、500元现金、一本纪念薄。
金表是感谢您这一路上的辛苦付出；500元现金是您回程一路的开销，理应我们承担；纪念簿里面是照片，包括湘黔滇一路上的照片，以及到昆明后的各种合影，这是留作纪念。
无论是仪式感还是礼物的选择，都充分表现了联大领导对待这件事情的隆重、认真、诚恳和贴切。
黄师岳的高洁人品也表现于此。完全可以照单全收的他，将金表和现金都退还给了来人，只将纪念簿永久珍藏。
理论上除了三件礼品之外应该还有一封联大写给黄将军的信。但因为信是写给黄将军的，所以将军默认收了没有在回信中提及。
黄将军的信之所以留下来，是因为联大收到后做了归档，收在了清华的档案中，才得以让后人们见识到将军的风范。
他在回信中说：“ 率领贵校学生旅行团步行到滇开课而已，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为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
他说的这些话，虽然客气，但完全是真话。纵观其履历，其精神上最痛快与光荣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在这3500里的步行途中。
他的确是时时准备为国家民族服务，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但作为职业军人，却因为种种原因，始终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其经历充分表现了其所处大时代的复杂多变性，令人感叹良多。因为篇幅原因，我将另文专述。
最后，借用闻黎明教授的话来作为结语：“壮哉！湘黔滇旅行团！壮哉！黄师岳将军！”
黄师岳将军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