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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桐城派嫡传弟子——平民学者李诚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收录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4-7-2 【字号:  

 李诚先生照片

  他,桐城派的异姓入室弟子,马(其昶)家私塾的最后一任塾师,著名学者马茂元、舒芜的启蒙老师。旧社会他是教员,新社会他是馆员。他既无名胄世家之显赫背景,亦无专家学者之眩目头衔,然而他却用自己的一生,打磨出学者应具有的条件:学识、胸怀、人品。他是一位“有实无名”“鲜为人知”的“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他就是原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李诚先生。

一   桐城先贤之高足

      李诚,安徽石台县占大镇(现为仙寓镇)南源村人(其印章为“贵池李诚”,因石台旧属贵池),字敬夫,1906年7月23日生于一普通农家,自幼喜爱读书,且常能过目不忘,在当地有神童之誉。民国初年,小小年纪的他便外出求学,在桐城派名士姚永朴先生办的至德县宏毅学舍受业,因其扎实的古文功底,很受姚先生赏识,便将他推荐给马其昶。马其昶是桐城派晚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国学大师,后人称其为“桐城派殿军人物”。马看了李诚写的文章,大加赞赏。此后李诚随马师数年,深得马师喜爱。后亲聘他为马家私塾塾师,教授自己孙辈学业。明末清初,桐城派文风鼎盛,姚、马二人,名扬四海,一异乡人能为入室弟子亦属不易,遑论授其孙辈学业,非学识渊博、情趣高尚者莫能高就。李先生亦不负师望,以原汁原味的桐城派精髓,滋润那些懵懂少年。上课诵诗读文,本着刘(大魁)、姚(鼐)相传之声调,不仅授以句读,且于抑扬中体现文理辞气与神情;教《论语》《孟子》,用二姚先生在北大的讲义注解;教《诗》《书》,则用马先生亲自作的注释。李诚还有幸亲眼目睹马师任清史馆总纂时亲自撰写的《儒林传》手稿,“马死后,原稿藏在桐城家中,上有马亲笔圈点,凡传中人物,除叙其学术成就外,尤着眼于其人的躬行实践。。。。。。。。”(李诚语)。由此可见,在这种师生亲如家人的氛围中,李诚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国学基础,为他后来人生开拓走出坚实的第一步。以至他常说:吾虽非桐城人,但出自桐城门下,终身获益非浅,可谓半个桐城人。李诚先生晚年,交友圈中不乏桐城派人士:李则纲、吴孟复、殷涤非、姚翁望、何晓履等,个个学识渊博,学有专长。他们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谈文论道,交流读书心得。

二  传道授业之良师

      李诚先生从马师处完成学业后,又到南京国学专科学校继续深造,于1926年毕业。从此一生与教书育人结下不解之缘。前半生他先是从事私塾教学,后辗转于安徽境内各处私立和公办学校教书,直至解放前夕。当时的崇实中学、洁莹中学、贵池中学、阜阳中学、黄麓师范、昭明国专、无湖商业专科学校、江南文化学院等校都有他的足迹。寒暑假回乡或时局动乱之时赋闲在家,他还在乡里办文化补习班,为乡民传授知识。晚年闲居在家,还有旧日师友及门人登门求教、质疑问难。李先生讲课,条理清晰,剖析透彻,举一反三,重难点处,强调再三。还经常自编一些历史人物乡里前贤的故事,作为乡土教材,既让学生增加见识,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印象。他的国文课,尤其吸引人:通过典型带动一般;用通俗易懂的透彻理解,代替枯燥无味的死记硬背;插入生动幽默的故事,调节学生情绪、活跃课堂气氛。六十多年后,他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起听李诚先生讲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比如学生作文中常见“衣”“示”偏旁不分,他就指出,“衣”旁大都与服装、衣饰有关,而“示”旁大都与意识、神鬼、祭祀有关。这样学生很容易识别两者的关系,杜绝错误。有一次,讲到“兔”“免”二字的区别,说兔子遇到危险就跑,开始还能看到一“点”尾巴,最后连一“点”也看不见了,也就“免”了危险,逗得学生们哈哈大笑。他诵读课文,抑扬顿挫,音节铿锵,韵味无穷,使学生在美的感受中同时理解文章的结构、语言和主题。某次,学生找他问一个词汇,他解释完后,信手翻开身旁用得很破的《辞源》,几秒钟内就找出该词条,与先生口头解释完全一致,其熟悉之程度,令学生目瞪口呆。作为教师,李先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后来成为大家的马茂元、舒芜(方管)、吴孟复等都出于其门下。八十多年后,马家私塾最小的学生、马茂元之弟马茂书与人谈起当年读书之事,多次强调:“茂元兄学业之成就,一来自天赋,二来自家教,三来自师教。”李敬夫先生“与众不同”。。。。。。李先生晚年闲居,若有人读书读报遇到难解的字词或典故来问,他总是脱口说出它们读音、含义或出处,因此一些老人称他为活字典。

      这里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李克强同志与李诚先生一段特殊的“师生之谊”。李克强在幼年时期就认识李诚。其父李奉三先生亦供职于省直机关,他对李诚先生很是敬佩,戏称他为“太史公”,意在佩服他的学识和人品。十年动乱时期,当年还是学童的李克强因了“停课闹革命”无书可读,而身为省文史馆图书室管理员的李诚先生也闲居在家。这对同居省委大院、同时“赋闲”的老小,又同时因对书籍的热爱走到了一起,成了“忘年交”。上学时的李克强喜欢到架满线装书充满神秘气氛的图书室看看,感受到书香四溢的氛围,无书读时更喜欢在李先生门外听李先生给自己儿子讲解古文。一生爱才的李诚从与李克强的交谈中发现李克强聪明好学,求知欲强且谈吐不俗,有意收为门生。于是每晚李克强都准时来到李诚家,听他用平和的声调,讲中国的国学,讲治学的方法,讲古今逸事,有时还专门给他讲授唐诗,每晚一首,旁征博引,约需一小时。李诚不顾自己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读书的品位、治学的态度及做人处世的原则,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还开出了一系列包括《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在内的书单。这些对初学者来说,当然起点是高的,但他说:读书人眼界一定要开阔,要能看大场面,大观则大见,小观则小见。并一再强调:发乎其上,得乎其中;发乎其中,得乎其下。但发乎其下,便什么也没有了。李克强的学业突飞猛进,李诚先生十分高兴,逢人就说:“此子日后必当大任”。李奉三先生晚年,对李诚先生给予少年李克强的培养和教诲充满了感激和敬重:李先生常说,什么样的马,我只要手一掐就能知道跑多远;同样,什么样的人,我一眼就可识之能否成大器。克强是匹千里马,当好生培育,使之成大器。李诚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时已身居高位的李克强同志还专门撰写纪念文章,对李诚先生给于极高评价,称他是一位“有实无名”“鲜为人知”的“真正的学者,一位通晓国故的专家”。

三   踏实敬业之学者

      李诚先生一生以看书学习为最大的乐趣,吃也看书,行也背书,床上也堆满了书,可谓:“书痴”,常曰:人可一日三餐无食,不可一日不读书,不然与行尸走肉何异? 他喜欢“为学要像金字塔、又能广大又能高”的冶学之道。更喜欢要能“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因为文庙里是供着冷猪肉的,读书人应当将板凳坐热,不能总是躁动不安。因此,李先生做人的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做学问。他总是专心致志地研读,从不见他为外界的风云变化而动容。孔夫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而已”,对这样的生活准则,李先生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了。

      他读书范围极广,经、史、子、集、图、志、佛学,包括清末民国初传入中国的所谓“新学”,如马列主义、西方哲学、国际政治、世界历史等,都有涉及,尤其侧重的是历史地理,特别是军事地理。早年从事教学工作之余,就勤奋研究中国古代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学,对中国历代和现代西方的军事著作都作过潜心研究,下过工夫。如中国古代的孙子、吴子、司马六蹈,读史方舆记要,民国时期的蒋百里及现代西方的一些军事著作都进行研读,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特别是战争形势,十分关注。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美和中苏双方军事对峙的严峻形势,双方的军事部署,军事战略,地理位置,军事用意皆烂熟于胸中。虽然这些资料都是由报纸公开透露出来的,但在先生有心的收集汇聚,就是一幅完整的双方军事对峙图,在先生的居室中,一年四季挂满了地图,图上布满了箭头和说明。对地图上的军事态势,双方的军事意图,先生能滔滔不绝,犹如在指挥一场大的军事战争。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李诚觉得我国地理研究中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黄秉维写了一封信,指出:“历史地理研究是地理学中很重要的一方,而地理研究所对此还在逐步准备中。关于这一门本人想提供若干意见,作为参考”“一是怎样着手研究,二是搜集资料当中应注意的两个方面,三是历史地理的方志的一元化”。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与方法。他认为,有的正史中根本没有地理志,即使有而又不免于太疏,地理学在正史中只是附庸。黄秉维收到信之后,决定调李诚来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随即派人来安徽商议调动一事,不料当时的有关领导却认为李诚思想太右倾,反右时又受过批判,不适宜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调动一事就此搁浅。但是李诚对地理研究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积铢累寸,“文革”中虽身处逆境也从未间断。

      1970年,全国人民都在响应“备战备茺为人民”的号召,合肥市武装部找到李诚,要其担当编撰合肥军事历史材料的任务。李诚凭着对军事地理的研究,夜以继日地查资料、找书本,短短的一周时间,1万多字的《合肥军事概论》脱稿了。文中叙述了历代在合肥发生的战事,论证了合肥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提出今天与古代战争形势、地理位置的变化异同,我们应怎样准备才能适应备战形势的需要。此文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赞赏。此外,他还陆续撰写了《军事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三国战争志》《唐代军事地理概论》《历代军事地理概论》《古诗文择讲》《清代安徽学术》《   文存》《李白秋浦诗注》等专著。

      李诚晚年计划写一部《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但在1977年他的大作写到一半的时候却悄然离开人世,享年72岁。 


李诚先生手迹


四   关心国事之平民

      李诚先生一辈子无官无衔、无权无势,典型的平民一个,但他绝非是一心只读圣贤书食古不化的书呆子,而是有严格的是非立场,爱憎感情,有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抗战时期,他给学生讲国文课,所选的补充教材是他的同乡——明末才子吴次尾的两篇文章。吴先是反对奸官阮大诚,后又在家乡组织义军抗清,终因实力过于悬殊,被捕后壮烈牺牲。李先生讲课时眼含泪水,激动异常,还介绍了吴的一句绝命诗:“半世文章百世人”。时值抗战,选讲此文含义自不必言。上历史课,讲到军阀混战,他气愤地说,这些历史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有时干脆换别的内容。那些当时显赫的大人物,在他嘴里是“老蒋”“段合肥”“吴大帅”“张大帅”等等,毫无尊敬可言。讲到共产党、红军,说从瑞金到延安,红军走了两万多里,还生动地介绍飞夺泸定桥的经过,赞赏地说:红军很能打仗,老蒋拿他没办法。有一次,学生在他房里发现一本介绍共产党红军的书,便向他借,他笑了笑说:你自己看,不要转借别人,快看快还。由此可见李先生心底珍藏的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


      解放初期,先生闲赋在家,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支援朝鲜人民的保家卫国战争。李先生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全身心地注视着朝鲜战局的发展,整天对着地图,仅靠电台、报纸字里行间透露着的点滴消息,彻夜不眠研究着战局的发展,以一介书生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凭着自己一生对军事地理的研究,挑灯夜战,上书毛主席,就朝鲜战争未来的局势发展,我军的战略战术,军事部署,注意事项,都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设想。约月余时间,公安部有两人来到石台占大区政府,了解先生其人其事,政治表现。来人态度温和,召先生往区政府见之,问及上书毛主席关于朝鲜战争一文之事,先生如实坦诚相告。问及现状,先生言,由于时局变动,目前赋闲在家。问其是否愿意随其外行,先生误认为因上书一事而招来横祸,恐有牢狱之灾,不愿随行。来人笑而不答,亦不强之。临走时,吩咐当地政府好自待先生。日后方知,先生上书关于朝鲜战争一文,中央在上面有其批示:此人若无政冶问题,可录用安排。李先生虽然没能成行,但这也是国家对他的肯定。虽然是书生论剑,未免有纸上谈兵之嫌,但字里行间深深地反映出一位学者对国家大事万分关注、自愿分忧的拳拳之心。

      他计划写的那本《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那时文革动乱尚未结束,而他却预感到新的时代快要到来了,便不顾体弱天热,在十分简陋的小房间里,查资料,写文章。打算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讲述中华文化的变迁其中多用考据的方法,究其本意,则是要说明中华文化是绵延不绝的,是必然要中兴的,还慷慨激昂地说要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写进卷首语中。

      关心国事还体现在李诚先生对自己工作的责任心上。1945年,李诚被著名历史学家、时任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则纲先生聘为“特约采集”,解放初期,李诚被李则纲先生介绍到安徽省文史馆任馆员。从此,李诚先生便在省文史馆大院读书,著述,育人,并代表馆里参加省和国家一系列学术会议,常有一番独到见解或理论引人注目。上世纪50年代,神州大地一片欣欣向荣,人心思齐,人心向上,到处是一片激情的浪潮,全省各地的馆员和一些开明士绅纷纷向馆里无偿捐献家中珍藏的名贵字画,其中不乏精品。李先生每每不辞辛苦,奔赴各地接收这些珍贵文物,回肥后自己登记造册妥善保管。后来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李先生就将这些名贵字画装满一平板车,亲自拉车送往省博物馆收藏,而自己却未留下片字尺帛。多年以后,李先生仍不无得意地说,博物馆里的许多名贵字画都是我拉车送去的。这体现了一位学者的高风亮节和道德人品。

      李诚先生逝世二十多年后的2000年10月,他的家乡——石台县占大(今属仙寓镇)中学的校园里建起了他的半身塑像。终日陪伴他的,是那些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来来往往的师生无不对他肃然起敬。这位生前默默无闻、连骨灰都交代其子要“洒到一条流动的河流里即可”的学者,以这样的方式又复活了,而且永远年轻。  作者:盛季兰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吴汉卿、焦明、晓钢、金其安等先生的文章,并得到马茂书(马其昶之孙)先生、李高兰(李诚之子)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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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一苇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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